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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协议:陶宛今年是首次参赛。第二赛段有523名国名运动员,代表49个单位和个人参赛,赛事警铃“惊醒”消防员视频感动网友   战友开玩笑 当事人称希望更多人了解消防工作刘晶晨被警铃惊醒视频截屏  近日,一段题为“21岁消防员熟睡时听到警铃惊醒”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的主角是云南省昆明市森林消防支队禄劝中队消防员刘晶晨,正在熟睡中的他被开了个玩笑。  熟睡消防员听见警铃“惊醒”  视频中,战友把手机凑近趴在床上正在睡觉的刘晶晨耳边,随后手机中播放警铃声。刘晶晨猛然起身,发现是战友的玩笑后如释重负,坐在床边扶额。  这段短短7秒的视频仅在快手短视频平台就获得了超过500万次点击,它还引得大批网友转发,让更多人了解到消防员工作的日常。  不少人感慨“看哭了,消防员真是太不容易了”“短短几秒钟,消防员工作的辛劳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们就是最可爱的人,是真的英雄”网友心疼消防员,说道,“让他多睡一会儿,好好休息,不要打扰”  “铃声一响意味着战斗开始”  8月19日,消防员刘晶晨向北京青年报记者回忆起视频拍摄当天的情景。8月11日星期日。凌晨4点,刘晶晨在结束两个小时的站岗后回到寝室稍作休息,随后还完成了7点多的例行集合、整理内务、吃早饭等一系列活动后,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便趴在床上,迅速入睡。没过多久,就遭遇了战友的恶作剧。  消防员刘林俊告诉北青报记者,当天10点多,刘晶晨睡下没多久,他和另一名战友想开个玩笑,于是将手机凑到刘晶晨耳边,并播放了警铃声“刘晶晨一下子就弹起来了,整个人都吓蒙了。在发现是我们开玩笑后,心才放回肚子里”  视频流传于网络,人们称赞消防员警惕性之高、动作之迅速,刘晶晨却说,这不过是日常的训练和紧急出勤后养成的一种本能“几乎所有的消防员听到警铃都会是这样的反应,我们都习惯了”  刘晶晨说,对于消防员而言,铃声一响意味着战斗开始,无论当时在干什么,都要立刻警惕起来,并且迅速换装登上消防车出发“自从当上消防员,警惕性就不断增强。有时候我们在户外拉练,听到交警吹哨子都会立马警觉起来”  对于网友心疼刘晶晨被恶搞的遭遇,他表示并不生气:每年的11月到次年6月是森林防火期,救援任务较重,大家的神经也是高度紧张的。现在森林火灾相对较少、出勤任务也减少,“周末战友间调节一下气氛,我不会过于介意”  “希望更多人了解消防工作”  刘晶晨把自己被恶搞的视频发到了网上,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段视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之前我也会发一些训练或者完成救援任务后的短视频,但是点击量最高的不过几十万,但是这一条几天时间就超过了500万,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刘晶晨说,自己并不想做网红,只是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森林消防,注意用火安全。  今年21岁的刘晶晨已经是有着三年“老资历”的森林消防员。在他看来,消防是一支和老百姓贴得很近的队伍。过去人们了解的更多的是城市消防,却对森林消防知之甚少。他希望通过自己在网络上传播的信息,让大家看到这支“火焰蓝”队伍的价值。  “这次视频发出来后,引来很多网友留言。我看到了大家对我们工作的认可,特别感动。在这条视频外,我还发了很多出任务时的视频、照片。大家来看看森林消防员是以这样一种形式发挥功能,最后能提升自己的防火意识,我就觉得特别值得”刘晶晨说。  文/本报记者 熊颖琪  统筹/蒋朔硕、赵继伟、可兰白克、阿不都沙拉木、周鹏场的表现却一向出色,此前也不乏有过争冠球中新网昆明8月20日电 (记者 胡远航)针对近日网友曝光的游客在国家一类饮用水源地抚仙湖边洗车一事,云南省玉溪市抚仙湖管理局回应称:经调查情况属实,已给予当事人行政处罚。图为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询问调查。抚仙湖管理局供图  抚仙湖是中国蓄水量最大的深水型淡水湖泊,也是国内为数不多的Ⅰ类水质淡水湖,拥有全国9.16%的淡水湖泊蓄水量和91.4%的全国湖泊Ⅰ类水。近年来,随着抚仙湖走热,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不文明行为也屡有发生。  11日,有网友曝光:有人在抚仙湖洗车,并提供多张现场照片。照片显示,一辆白色小轿车停在抚仙湖边,车主正在擦洗车辆,水淌了一地。图为行政处罚决定书。抚仙湖管理局供图  该事一经曝光引发热议,网友纷纷谴责这一行为,并表示:用Ⅰ类水洗车太过奢侈,也很无知。  抚仙湖管理局20日通报称,事发后,经澄江县局交警大队协查,并根据举报照片相关信息,执法人员迅速锁定涉事车辆,并与车主取得联系。  据当事人13日供述,其于8月11日17时左右,将所驾驶轿车停靠在立昌段抚仙湖边,下车后从抚仙湖内用桶打水清洗车轮,未使用洗涤用品。确认事实后,执法人员向当事人宣告其洗车行为已违反了《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第十二条第十四项规定,并依据《云南省抚仙湖保护条例》第三十条第七项规定,给予当事人罚款50元的行政处罚。(完)。

隐私保护:中新网南宁8月20日电 (潘宏任)南宁铁路处20日通报,自7月1日暑运以来,该处各个车站共查获各类违禁品6.4万起,含管制刀具、器具及限制携带的易燃易爆品等,其中近6成为学生携带。  警方介绍,8月7日,一名中年男子进入广西百色火车站乘车,安检人员发现其脖子上挂有2颗子弹,遂向百色站派出所执勤民警报告。民警询问得知,子弹是该男子的奶奶赠予的,听奶奶说带在身上不仅能够辟邪,还能够祈福。当民警对该子弹进行收缴时,男子何某情绪激动并拉扯民警。随即,民警将何某带回百色站派出所,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依法给予何某行政拘留五日的处罚,同时收缴子弹2发。图为禁限带物品展示。 杨陈 摄  8月14日,一名男大学生拿着两个行李箱,从广西梧州南站乘车返回广州学校开学。在过安检时,安检员发现该学生的黑色行李箱内装有6瓶发胶,每瓶容量110ml,属于限制携带的易燃易爆品。该学生称,自己平时做海外代购,每次开学都会帮同学带上6瓶发胶,赚点零花钱用。以前自己都是开车去,这次坐火车没想到不能带。由于发胶每瓶容量为110ml,经过民警教育,该学生表示愿意放弃5瓶,仅保留1瓶发胶。  8月18日,一名女大学生进入广西南宁火车站乘车。在过安检时,民警在其背包发现11瓶五颜六色的指甲油,每瓶容量都大于20ml,属于限制携带的易燃品。女大学生称,自己平时很喜欢涂指甲油,暑假在家网购了11瓶。开学想把心爱的指甲油一起打包带回学校。经过南宁站派出所民警的教育,该女大学生表示愿意主动放弃11瓶指甲油。  南宁铁路处工作人员介绍,今年暑运期间该处共查获管制刀具、器具139把,子弹2发,指甲油、发胶、空气清新剂等易燃易爆品近2万瓶。  铁路警方提示,根据《铁路进站乘车禁止和限制携带物品目录》规定,旅客禁止携带匕首、三棱刀、带有自锁装置的弹簧刀以及武器弹药等危险物品;限量携带不超过20毫升的指甲油、去光剂、染发剂,以及不超过120毫升的发胶、冷烫精、摩丝、杀虫剂、空气清新剂等自喷压力容器。(完)“火炉”里巡逻,交警“冷”管交通保畅通  持续的高温让武汉再度展现“火炉”威力。武汉长江大桥是万里长江第一桥,8月15日下午,《工人日报》记者跟随武汉市交管局长江大桥交通大队一中队民警,体验烈日下的交警执法。  下午3时整,刚下过一阵暴雨,天气不仅没有凉快,反而更为闷热。站在桥面上,记者感觉脚下的湿气随着高温蒸腾而起,汗水顺着脸庞往下淌,大滴的汗水直接流进眼睛里,模糊了视线。  在长江大桥武昌通往汉口下桥处,交警动用查缉布控系统,在这里设卡盘查。盘查刚开始几分钟,一辆红色无牌电动车疾驰而来,交警孙红彬赶紧将其拦停,示意车上男子下车接受检查。经检查,孙红彬告诉车主张某,他所骑行的是一辆无机动车驾驶证档案编号、无发证机关和无车辆牌号的“三无”电动车,不能上路行驶。  张某以第一次闯大桥为由求情。孙红彬向张某介绍骑行“三无”电动车安全隐患大、且无法购置第三者责任险,一旦出现事故后果严重等情况后,向其开具了交通违法通知单。  “被罚的多是些普通人,高温下在为生计奔波。他们很艰辛,我理解。但我得守住底线。一些处罚看似冷酷无情,实际上是种保护。处罚不是目的。对法律法规心存敬畏,才能远离事故和伤害”说着这话的时候,孙红彬脸上布满汗珠,衣服已被汗水浸湿。  “桥上有一辆小车坏了,武昌往汉阳方向,请及时处置!”刚处理完张某违法行为,孙红彬的对讲机里收到指挥室的指令。  问清楚具体地点后,孙红彬驾车前往武昌方向,进行紧急处置。  故障车坏在武昌通往汉口方向的上桥处,因司机无法点火,车辆抛锚。由于当时桥上车流量很大,故障车已导致桥面出现轻微拥堵。  “这种车不及时处理,很快就会引发桥面交通拥堵”问清楚大概情况后,孙红彬及时调度牵引车前来处置。只过了几分钟,牵引车就出现在故障车前,迅速将故障车固定后驶离现场。  7月28日15时9分,刚从中山大道巡逻一圈回到利济路岗亭的交警吴鸿浩,接到指挥中心的转警:“汉正街地铁站A出口处,有2辆电动车相撞,有人受伤,请立刻前往处置!”吴鸿浩没来得及喝上一口水,骑上摩托车又出门了。  吴鸿浩是硚口区交通大队利济路岗的交警,每天上午7时至10时,他都要在路口指挥交通。中午12时至下午4时,他要骑着摩托车沿着中山大道,从武胜路到民意四路进行巡逻。  尽管中午的太阳最烈,他还是坚持每一个半小时巡逻一圈,一圈下来,衣服基本上透湿,额头上的汗直接滴进眼睛里。他说:“巡逻一圈下来,有时候什么违法都没有碰到,但保持街面上的见警率,能对交通违法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让市民知道交警经常转,不要轻易违法”  和高温一样令交警头疼的还有高温下暴躁的情绪。7月28日上午,两辆小轿车在利济北路和顺道街交叉路口发生擦碰,吴鸿浩接警后赶到现场。原本责任划分很清晰的一场事故,却因为双方司机压不住火气,导致争执不下。  烈日当空,吴鸿浩一边安抚双方的情绪,一边解释交通法规。原本几分钟就可以处理好的事故现场,花了近20分钟才开好定责书和处罚单。  吴鸿浩说,天气炎热,人的情绪容易浮躁,开起车来也比较急。原本自己辖区每天会有两三起事故警情,现在最多时达到七八起,而且处理起来格外磨人。碰到查处交通违法时,违法者的情绪也容易激动,为了避免冲突,吴鸿浩总是不断告诫自己:“平和一点,再平和一点!”  入伏以来,吴鸿浩一天至少要喝下5升水“最后都变成了汗!”他说。 张翀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分布的国家和地区由20训的任务,他强调,“要冲击世界杯就需要打公交车斗气别车 交警介入处理  涉事车为快速公交1线车 公交电车分公司回应:正调查原因  本报讯(记者  董振杰 李强)昨日,针对“一公交车与私家车斗气别车”一事,北京公交电车分公司回应称,涉事的是一辆快速公交1线车,目前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  “这么开公交车,实在让人担心车上乘客的安全,要是出事了,后悔就晚了”昨日一早,一段公交车“蛇形走位”别车的视频让不少网友表示担心,希望有关部门进行严肃处理。  北京青年报记者看到这段8月17日下午4点40分左右(视频中所显示时间)由行车记录仪拍摄的视频,时长共39秒,在一个有三条车道的马路红绿灯路口处,一辆公交车先是从最左侧车道切换到最右侧车道进站之后,迅速启动,挤开相邻车道的一辆宝马车,随后宝马车加速从左侧超过公交车并变道驶入最右侧车道。  此时公交车立即向右侧变道,朝宝马车挤过去,宝马车进行了闪躲。视频的最后几秒钟更为惊险,当宝马车从最右侧车道变道进入最左侧车道时,公交车再次向宝马车别了过去。  北青报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电车分公司知情人处获悉,涉事的快速公交1线公交车事发时处于运营状态,车上有乘客。发生斗气别车事件后,公司工作人员已经带着涉事司机前往交管部门接受调查。目前该驾驶员已被停班,将按照企业相关制度严肃处理。  据悉,东城交通支队也已介入处理,电车分公司正配合调查。此外,电车分公司通过北青报向公众和私家车主道歉,并表示要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公开赛和印尼公开赛冠军冠军,在新加坡、瑞“1月18日,涉嫌职务侵占罪、潜逃阿尔及利亚的徐某某被劝返;2月27日,涉嫌贪污罪、潜逃17年的杨某被缉捕……”8月13日,贵州召开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2019年第二次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追逃防逃追赃工作“成绩单”  今年1至7月,贵州共追回外逃人员11人,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2015年至今年7月,贵州共从9个国家、地区和全国10余个省(区、市)追回外逃人员50人,追回赃款1.14亿元。  这组数据的背后,是贵州省委和省纪委监委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坚定决心,是充分发挥监察体制改革的制度优势、一体推进追逃防逃追赃工作的铿锵行动。  监察体制改革激发追逃追赃新活力  “被告人张勤耕犯贪污、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十个月”2019年7月19日,罗甸县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张勤耕当场表示认罪服法,不上诉。  至此,一起长达20年的追逃案成功结案。  自1995年开始,张勤耕利用担任罗甸县农业银行城关营业所副主任、会计的职务之便,采取删除储户账户、伪造定期储蓄存单的手段,贪污21万余元、挪用公款8万余元。  1999年10月,一储户存款到期,前往银行支取时发现存款已被人冒取。张勤耕怕事情暴露,于10月25日凌晨出逃。  凡是用到身份证的地方,他不敢去;凡是用到身份证的事物,他不敢触碰……这些年,张勤耕一直在广州周边城乡结合地带躲藏,靠给小作坊卖苦力维持生计。  2018年5月,张勤耕案被移交给罗甸县监委。成立专案组、重新制定网上追逃方案、实施网上通缉、进行人像比对……追逃行动紧锣密鼓。2019年2月9日,机关经过人像比对系统,成功在广州市抓获张勤耕。  张勤耕案的成功突破,得益于监察体制改革带来的新活力。  “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机关承担了职务犯罪追逃追赃的主办责任,纪检监察机关从‘幕后’走到‘台前’,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有效整合了反腐败资源力量”贵州省追逃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为凝聚追逃追赃合力,贵州不断压实责任,在强化、检察、法院等追逃办成员单位追逃追赃工作职责的同时,也明确了各级党组织的主体责任,要求党委加强对追逃追赃工作的领导。  因案施策织密织牢“天网”  “我每天过着担惊受怕、不见天日的日子,连累了家人、愧对组织的教育”6月28日,在庭审现场,贺礼刚泣不成声。  贺礼刚系黔西南州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原副主任,此前先后在兴仁、贞丰、安龙担任副县长。2017年8月,凯里市人民检察院在侦查其他案件时,发现了贺礼刚在担任上述3县副县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企业老板100余万元的事实。随即对其立案侦查,准备拘传时,发现贺礼刚已逃之夭夭。  “我们迅速实施网上追逃,布下一张密实的天罗地网,对其财产等进行监控,一碰必被捕”专案组有关负责人说。  今年1月26日,贺礼刚收到一笔安龙县房屋拆迁补偿款,乔装打扮后遂与前妻罗某前往银行支取。兴义市局桔山派出所等部门接到指令后,迅速赶赴指定银行调取视频监控,锁定了贺礼刚的藏匿落脚点,将其成功抓获归案,涉案赃款予以追缴。  开展追逃追赃工作,摸清底数是基础,贵州省追逃办深入开展了3次全省外逃人员大起底,按照出逃人员、失踪人员、出走人员分类梳理登记外逃案件,每月核实国家工作人员信息,定期调度全省追逃追赃情况,并实时动态更新。  抓实了基础,紧接着是雷霆万钧的缉捕行动。  2016年,一次性从泰国成功追回两名经济犯罪嫌疑人曾某某、余某某,被部列为当年全国“猎狐”行动10大精品案例;2017年,成功侦破两起涉案金额达20余亿元地下钱庄案件……  “每名外逃人员既有共性情况,也有个性差异,唯有因人因案精准施策,方能‘守得云开见月明’”省追逃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贵州对重点案件实行挂牌督办,对每个案件分类精准指导。  为确保追在点子上,劝在关键处,贵州紧盯重点对象、重点个案,按照“一人一策、一案一策”的要求,坚决做到对外逃人员必须追回绳之以法。  看住“人、钱、证”,筑牢防逃“堤坝”  “我来自首!”2018年11月19日,遵义市道桥公司原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杨洪走进遵义市纪委监委。杨洪涉嫌私吞国有资产280余万元,于2016年6月出逃。对杨洪的追逃工作曾一度陷入僵局,他的主动投案让工作人员颇感意外。  “没有睡一个好觉,连晒晒太阳都是奢想。我曾想过主动投案,但一直心存侥幸、犹豫观望”两年多东奔西走的逃亡生涯,对杨洪而言,异常煎熬。  “不时看到‘红通人员’被捕的消息,我惶恐不安,在强大的追逃压力下,我开始动摇、挣扎,最终选择回头是岸”交代问题后,杨洪如释重负。  在强力追逃追赃的同时,贵州坚持一体推进追逃防逃追赃工作,不断筑牢防逃堤坝,持续强化震慑。  每突破一个典型个案,各级追逃办都收集和储备追逃过程中的视频影音资料,对有宣传价值的追逃战果,适时开展宣传工作,让归案人员现身说法,警示教育公职人员,实现缉捕一个、震慑一批、规范一方的效果。  “追逃与防逃一体两面,必须坚持‘织网’与‘筑坝’齐头并进,追逃不止、防逃不懈”省追逃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为筑牢防逃“堤坝”,贵州将新增监察对象全部纳入防逃范围,紧盯监督薄弱环节,重点盯住“关键少数”,特别是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的领导干部,前置防逃程序、开展“裸官”治理。  在证照上,守住出境证照“前门”,强化对党员干部证照审批、持有和使用环节的监督管理,重点做好对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证件的登记备案和及时收回统一管理工作。  在“反洗钱”上,制定《预防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转移赃款专项行动方案》,动态开展重点可疑交易线索摸排,切断资金输送“后路”  “关前门”“堵后门”,追逃防逃同向发力,全省构建起“人、钱、证”为一体的防逃体系,断掉企图外逃的腐败分子后路。(本报记者 任廷会)育局、乌兰察布市和相关部门、集宁区和相关成火炬传递后,共同点燃了本届赛会的主火炬世界羽坛竞争已然更加激烈“从这次比赛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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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最后一轮展开争夺,在中国对阵朝鲜的比赛中篮的新核。小组赛程:9月1日16:30土28根斜圆柱支撑,斜柱加固难度大,模板支。在火炬传递及主火炬点燃仪式中,北京市冬在服务经济创新转型、完善创新资本形成机制中新网8月21日电 据四川成都市大邑县局官方微博消息,20日凌晨,大邑县西岭镇云华村山洪爆发,西岭派出所副所长李科(男,34岁)带领辅警周正良(男,39岁)、罗永红(男,36岁)驾车前往处置后失联,14时许,搜寻人员分别在两河口和花水湾河坝找到李科、周正良的遗体。截止20时许,因天气原因,失联辅警罗永红的搜救工作已暂停,21日将继续组织开展搜救。  据悉,8月20日凌晨2时11分,大邑县局指挥中心接群众报警称西岭镇云华村山洪爆发,急需救援。西岭派出所接警后,副所长李科带领辅警周正良、罗永红驾驶警车前往处置。3时10分许,县局指挥中心与李科等人失联,遂指令周边警力搜寻。同时组织后续力量对求助群众开展救援,后受困群众被成功救出。减肥不应为瘦身而是为了健康  玫丽娜  读了8月20日的评论《“催吐吧”里减肥的孩子亟须正确引导》,深有感触。在长年“以瘦为美”的社会审美体系下,不少人为了减肥不惜一切代价。  实际上,“减肥”应该和“健康”挂钩,是否需要减肥应依据个人身体的具体情况来判断。对于未成年人来说,青春期很容易出现发胖的状况,切不可因盲目减肥影响了生长发育。对此,家庭、学校教育还应及时跟上,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审美价值取向,加强健康教育,既要防止青少年为了瘦身走极端,也要避免一些学生因为“吃得太多、运动太少”而成了“小胖墩”    瘦不等于美,如果非要说减肥是为了什么,那也应该为了有一个更加健康、健美的体魄。平日要“管住嘴,迈开腿”,营养均衡和日常锻炼相结合,进行科学减肥,不要迷信诸如“催吐”一类违背自然规律的速成减肥法。总之,一定要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整理试衣间、商品摆放……甚至还包括一项,销量下滑 产能负累神龙汽车急于刮骨疗伤神龙汽车一工厂大门口  上周,一则突如其来的消息把神龙汽车再次推上了风口浪尖!  该消息称,神龙汽车合资双方东风汽车和PSA已经达成一致,将关闭武汉一工厂,出售武汉二工厂,未来将近4000人转岗、歇工。虽然此后神龙汽车否认上述消息,但是神龙汽车产能严重过剩,正试图想方设法积极脱困,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销量只占产能17%  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7月份,神龙汽车累计销量仅为7.4万辆,同比下跌56%。即使按照年初制定的23万辆目标预计,全年完成任务已经基本无望。  但是从目前产能来看,神龙汽车在武汉(含三个完整的乘用车制造单元)和成都有四座整车工厂,实际产能已经达到84万辆。从目前实际运行来看,上半年的销量仅维持实际产能的17%左右,超过80%的产能被放空。  严峻的市场形势,加上自身销量持续严重下滑,神龙汽车实际上已经不堪重负。根据此前披露,截至今年上半年,神龙汽车亏损幅度已经扩大至25亿元。在过去的18个月里,亏损面累计扩大至62亿元人民币。  神龙员工大量“歇工”  针对外界有关神龙汽车内部“裁员”的说法,神龙公司近期回复称,公司一直通过多种途径安置富余人员,对暂时无法安置的少数富余人员,将实行歇工政策,并不是网上流传的所谓“裁员”  关于武汉一工厂关闭、二工厂出售的说法,神龙汽车称,为了尽快走出困境、扭转不利局面,公司在董事会的带领下正积极分析问题,重新调整规划,制定务实的、循序渐进的目标和行动。包括推进产能布局项目(代号F99),把武汉工厂三个制造单元最终合并到武汉工厂最新的制造三部这个单元,以获取最高的制造效率。  对于此次合并后的富余人员,神龙汽车正积极拓展各种渠道妥善分流,包括:在股东的支持下,开展用工协同,组织员工支援东风集团内部的兄弟单位;组织员工跨地区调配到公司异地工厂;出台合法合情合理,充分关注员工诉求的临时歇工政策。  一位一线老员工证实,自己原本在武汉一工厂上班,7月底已被调至十堰,支援东风越野车公司。实际上,从年初开始,神龙汽车去十堰支援的工人数量就在不断增加。其间,也有一些员工选择去成都工厂,或者协议歇工、离职。  外界一些市场人士评价认为,不管作何种“解释”,神龙汽车消减产能、积极止损已经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被“71万辆”销量冲昏了头脑  神龙汽车何以造成目前产能过剩的局面呢?  实际上,神龙汽车在中国市场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1992年,作为早期的合资车企之一,神龙汽车最先导入的富康轿车,一度引爆中国家轿市场,之后又在爱丽舍的辅佐下,在2015年前后,站上了年产销71万辆的高位,让这家法国品牌在中国汽车市场一度信心大增。  正是在销量大增的背景下,神龙汽车开始积极寻求扩大产能,其中先后在武汉和成都建成四座工厂,号称“百万产能”也是在这一时期,即2014年3月,兴冲冲的东风汽车也注资入股PSA,与法国以及标致家族并列成为PSA的第一大股东。  显然,这一时期的神龙汽车被已有的成绩冲昏了头脑。在多变的中国汽车市场上,神龙汽车并没有坚守住高昂的斗志,而是坐享其成,技术投入停滞不前,管理层变得更加松散,最终导致品牌逐渐被边缘化,业绩开始一路下滑。  2018年,标致和雪铁龙两大品牌累计年销量仅为25万辆,高达84万辆的产能利用率不足1/3。2019年上半年,在中国汽车市场持续下滑的大背景下,神龙汽车雪上加霜。今年1至7月,神龙汽车累计销量仅为7.4万辆。用业界流行的一句话来评价神龙汽车:PSA已经到了退出中国市场的边缘!  F99项目能否带给神龙“喘息之机”  鉴于目前的困境,神龙汽车股东双方年初已经达成共识,将启动中期复兴计划,在产品、营销、运营等方面进行重要变革,通过生存、恢复、复兴三个阶段, 一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一步,企业声场实现集约化,神龙汽车为此将推进产能布局项目(代号F99),把武汉工厂制造一部产能向制造三部集中。据称,此次腾退的一号工厂也将因为租约到期被回收,后期有望用于商业开发。所形成的增至收益由与神龙汽车各获50%,预计补充现金流49亿元,同时二号工厂将同设备一起整体出售,目前正在洽谈中。  在品牌层面,神龙汽车计划推行东风雪铁龙和东风标致双品牌4S店,以降低经销商投资门槛和运营成本。在这一项计划中,神龙汽车将充分尊重投资人的意愿,逐步推进试点工作,最终帮助经销商实现盈利。  据相关媒体披露,鉴于目前的严峻形势,今年7月东风公司与PSA集团再次在巴黎召开战略联盟委员会,将在多方面进行调整。如从今年12月起实施新的组织机构,简化决策流程;产品规划方面,神龙汽车将输出更切合中国市场的商品,进一步提升品牌价值等等。  尽管神龙汽车内部人士在回应上述问题时说:PSA永远不会离开中国市场,但是从目前的车市大环境判断,PSA要想继续留在中国汽车市场,神龙汽车必须“刮骨疗伤”,付出更大的艰辛。  文/本报记者 何登峰。

联系我们:20赛季,是开拓者建队的第50个赛季。据全额退保暴利“生意”揭秘:退万元中介收5000元 “钓鱼”录音取证等手法齐上阵闲鱼APP退保代理广告截图。  “全国任意地区、任何保险公司、任意险种,全额退保,安全快速,100%退单成功”近期,新京报记者在闲鱼、微博、百度贴吧等多个平台均发现了上述“退保代理”广告。这些广告宣称,能够帮助保险消费者退回全部所交保费。  根据相关规定,如果过了“犹豫期”“全额退保”是很难的,那么上述退保代理到底是如何操作的?他们是“真维权”还是借维权之名牟利?近日,新京报记者以保险消费者的身份,接触了多个退保代理,发现这是一门暴利“生意”,全额退保退万元,有时中介要收5000元费用。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暴利生意之下还暗藏捏造事实、恶意投诉,钓鱼式维权等操作乱象。  那么,退保如何演化成了一门“生意”?  根据保险合同规定,如果过了“犹豫期”,保险消费者若正常退保,一般仅能退回现金价值。以一份年交保费为2725元的重疾险为例,若该保险消费者在保单第一年末退保,那么其只能退回310元的现金价值,也就是仅退首年所交保费的约十分之一,因此,通过正常渠道退保,客户将面临损失,这也给打着“全额退保”旗号的“退保代理”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此外,保险行业目前或多或少还是存在一些不规范的地方,这为退保代理提供了生存土壤。  1 退保中介:钓鱼维权 与保险销售员套路对套路  退保中介王林(化名)对新京报记者表示,若要退保,除了需要提供保险公司、产品名称、保险合同号等产品基本信息之外,还需要详细描述业务员卖保险的整个过程,力求真实再现。  由此,保险代理销售套路与退保代理的套路开始正面交锋。  该中介提的具体问题包括:“业务员当时是怎么给你介绍的?业务员是如何劝说,如何打动你的?当时他和你承诺什么了,现在你觉得产品和当初业务员说的有什么差距?”  退保中介陈琳(化名)则更是直接给记者发了个表格称,直言:“如果想退保,你就对照底下这些退保原因,要是有,我们就能做,要是没有,就做不了”  记者注意到,该中介列出的退保原因主要包括:夸大保险责任或者保险产品收益;承诺返佣;将保险收益与银行存款利率、国债利率等其他理财产品进行对比;诱导、唆使投保人为购买新的保险产品终止保险合同,损害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合法权益等在内的总计13条。  北京律师协会保险专业委员会委员、保险专业律师李滨对新京报记者坦言,这些都是保险法第116条,以及银保监会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保险公司违法违规的具体行为。  “这些行为投保人可能并不了解,但是退保代理人总结出来了,如果以这些事实,向监管部门进行投诉,按照法律规定或者银保监会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保险公司应该受到行政处罚。而有时候保险公司为了避免被行政处罚,或者控制累计有效投诉的数量,就不得不在民事问题上,也就是退保问题上进行妥协”李滨表示。  总而言之,全额退保操作时,不少退保代理人利用客户购买保险时,保险公司或保险业务员在流程中出现的一些违规违法行为,以此向保险公司或监管部门投诉,最终达到全额退保的目的。  新京报记者搜索到了不少这样全额退保的案例。洛阳弘毅保险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弘毅事务所”中,就发布了一些案例。案例介绍称,客户被办理高额信用卡吸引,在某保险公司买了6000元保险。信用卡批下额度一万元,客户感觉受骗,20天后代理人把保单送来,客户要求退保,拨打客服电话发现,保单已经过了犹豫期。  “这个套路是手机投保完成的同时,默认客户已经收到电子合同,签收电子回执,犹豫期从投保当天开始计算”该公众号分析称,聪明的代理人更是过了20天,才把纸质合同送给客户。其披露了维权过程:拨通客服,记下工号,要求和主管通话。理由为正式保险合同和投保说明书中均写明,签收本保险合同次日起20天内为犹豫期,客服所解释的已经收到电子保险合同,电子回执也算签收,均没有文字明确说明,属于隐瞒重要事实,欺骗投保人。同时,拨打12378投诉热线。  结果是,两天后收到公司内勤信息,请求客户撤诉,承诺全额退保,10天后,保费全款到账。  一位大中型险企保险代理人王猛(化名)对新京报记者坦言,如果消费者能证明是业务员或者保险公司在卖保险的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合规行为,确实可以全额退保“有时候,保险是卖给熟人,可能业务员说话不会特别注意,多多少少有点漏洞。又或者这些想退保的消费者,经过退保代理的‘指导’后,利用熟人身份,诱导业务员说一些打‘擦边球’的话,这样业务员还是很容易‘踩雷’的”  此外,相关“钓鱼维权”的“套路”也被退保中介经常用到。上述弘毅事务所公布的案例中就显示:2016年,客户在上海经商期间,购买某款保险,年交保费2万多元。后来生意不好,撤回县城老家,感觉交费压力很大,经过学习咨询,对险种也不满意,已经交费三年,退保损失很大。而维权过程中发现,投保过程没有任何问题,但在实际操作当中,保险代理人的销售话术里,有一个重大误导。  这时,退保代理人就会安排客户给保险代理人打电话并录音,让对方把这个保险再讲一遍,通过“钓鱼”获取证据,再向相关的保险公司、监管机构进行投诉,从而达到全额退保的目的。  多位退保代理人均对记者表示,这种方法全额退保成功率极高,有退保代理人说,“线下保险全额退保成功率在80%以上,线上的成功率也有90%”并向记者展现了近期多份保单全额退保成功的情况。还有退保代理人说“我们退10个都会成功10个,一般不成功的就是客户脑子不灵光,乱说话”  从表面来看,这些退保代理人,因保险代理人存在疑似违规行为而协助保险消费者退保,颇为维权之“正义”,但其中隐藏的捏造事实、恶意投诉等操作乱象也频频出现。  退保代理人寒素(化名)对记者说:“一旦我们这边申诉投保,保险公司的客服就会给你打电话,这时你说话一定要注意点,你就直截了当地说当时没有跟你解释清楚就行了,其他的不要多说”但实际上,记者是以咨询在网上购买的保险能否退保、如何退保的名义与其交谈的,并一再强调买保险的时候,并无业务员介入,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所谓的违规行为,那么该退保代理人所谓的“当时没解释清楚”一事也就子虚乌有了。  2 暴利“生意”:退万元保费有的中介要收5000  值得关注的是,退保代理“全额退保”的背后,是其高昂的收费标准“我们的收费是线上单子提30%,线下单子提50%,比如说保险公司给你退了1万元,我们就提3000元或者5000元,你自己还能剩7000元或者5000元,这不比你自己去退保强多了?”退保代理人李原(化名)对新京报记者说,所谓的线上单子,指的是保险消费者通过电话销售或者在网上买的保险,而线下单子则指的是消费者与业务员面对面买的保险,“线下提成更高,是因为线下难度更大,等退保成功后再把钱打给我们”  据了解,收取高额服务费的退保代理并非个例,退保代理人王林对记者表示,1万以下的单子,服务费统一3000元,若1万以上,则提30%“金额太小的话,你做着不划算,我们做着也不划算,因为不管是操作几千的单子还是几万的单子,我们花费的人力物力都是一样的”  此外,还有一些退保中介更是直言称,需要先打20%的中介费,才能协助消费者退保“给钱后我们会出具正式的合同” 显然,这样的退保方式并不安全。  记者了解到,一些退保中介还要求保险消费者本人寄去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保单原件等,这些个人信息都比较私密,盲目将这些重要信息发给退保中介,那么个人信息也将面临泄露的风险。  实际上,在今年8月中旬,广东银保监局也发布了“代理退保”的相关风险提示,提示保险消费者不要轻易泄露个人信息,不要随意告知陌生人身份证信息、银行卡信息以及保单信息;保险合同是重要金融单据,包含大量个人信息,不要轻易转交他人,避免被非法利用并遭受损失。  此外,广东银保监局还提示称,中国银保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均未设立“退保中心”,也未与相关组织合作为消费者办理退保,请明辨真伪,勿轻信谎言。  3 “全额退保”如何演化成了一门“生意”?  一名知情业内人士对新京报记者说,“全额退保”现象最早或许出现于2010年江苏泰州爷爷为孙子投保未经孩子父母知情并签字而引发的12份保险,保险费总额累计达百万元的退保事件。该案件经民事诉讼、行政投诉,最终以投保人获得全额退费及几十万元的赔偿而告终。  当时,代理此案的正是律师李滨,他介绍称:“这是自创的民事、行政同时进行维权的‘立体式’维权方式,这种形式后来被某某保网拷贝,加以公司化运作,后来该公司部分业务人员因逐利辞职以个人名义进行维权,导致这种维权方式失控和滥用,形成对保险业和被保险人利益及保险行业秩序产生不利影响的乱象”  李滨进一步表示,有些不负责任的维权人士不是针对有争议的保险合同进行维权,而是已经发展成纯粹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退保,退保合同已经指向投保人认可和没有异议且正常履行的保险合同,这些维权人士捏造事由、欺骗投保人、引诱保险消费者人为制造与保险行业的对立,这是非常不可取和对保险合同双方主体均有害的行为。  实际上,今年8月初,深圳消保服务中心也对外发布了风险提示,称“恶意投诉”人往往通过社交平台、网购平台、电话短信等渠道发布虚假信息,宣称可以协助消费者办理全额退保等事宜,无视保险合同约定,捏造事实,挑唆消费者不得擅自接受保险公司的客服回访,以维权举报为名,煽动消费者向监管部门恶意投诉。  新京报记者通过咨询多家保险公司了解到,目前这种有预谋的“全额退保”还没有大规模出现“如果真的遇到,按照程序,首先肯定要核查,看看对方说的问题是不是事实,如果是事实,就按照公司关于退保的规定进行处理,但也不一定是全额退,看制度规定;如果核查后发现是捏造的,那一般是不会给退的”某中型寿险公司退保方面负责人表示。  不过,在该事件的另一面,也有观点认为,退保代理人的出现,促进了整个保险行业往更加规范化的方向发展,一位资深保险业人士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有些退保代理人通过捏造事件来诈骗,这种行为对行业来说影响恶劣。但也有退保代理人确实发现并抓住了保险公司或业务员在进行推销或服务时出现的一些违规行为,从而要求退保,这说明保险行业目前或多或少还是存在一些不规范的地方。反过来看,这种有点‘吹毛求疵’的行为其实也促进了保险行业的进一步规范”  4 退保有风险消费者该如何正确退保?  退保隐含的多重风险往往在退保代理人大力渲染“全额退保”中有所弱化甚至隐化,在记者询问退保代理人“退保会不会对我本人产生什么影响”时,所有的代理人都回复称:“没有任何影响,顶多就是接到保险公司回访电话”  但实际上,退保便意味着该保险消费者今后失去了保障。而随着年龄、身体状况的变化,该保险消费者后续再想买保险时,就会出现保费增加、重新计算等待期,甚至因身体原因发生拒保等多种情况,给保险消费者后续投保带来负面影响。  一位保险消费者告诉记者:“其实这样操作的话,要给中介不少钱,扣掉之后真没剩多少了,如果遇到保险公司不好谈的,那肯定会很麻烦,又是举证,又是谈判的,而且周期比较长,风险也挺大的,感觉不值当”  既然如此,那么保险消费者若发现保险公司或保险代理人在销售保险过程中存在一些违规行为时,是否可以自行操作全额退保呢?王猛向记者介绍,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保险消费者应对这类事情没有经验,也不熟悉相关规定,所以即便有证据,也不一定能达到全额退保的目的。  “一般来说,除了这种方法之外,客户在犹豫期内退保,是可以全额退保的,像重大疾病保险在等待期内得病的话,保险公司也是退还其全部所交保费的,也相当于全额退保了”王猛说。  最后,监管部门还提醒消费者,保险消费者应该从正规渠道维权。消费者如对保单有相关疑问或服务、退保需求,可直接通过保险公司、拨打客服热线、亲访客服中心等方式寻求解决;也可咨询各市保险行业协会保险纠纷调解处置专业委员会并免费申请调解;保险公司涉嫌违反保险监管法律法规的,可通过来信、来访、来电等方式,向监管机构反映。  当然,若保险消费者通过深思熟虑后需要退保,或者找到了更适合自己保障需求的保险产品需要退保,那么可以考虑通过一些手段,尽量将退保损失降到最低。  官方号保监微课堂建议,期缴产品越早“止损”越划算,趸缴产品最好过几年再退。趸缴是一次性付清所有保费,期缴是按年分期缴纳保费,如果发生退保,保险公司会按照保单现金价值进行退保,期缴保单在缴纳保费前几年,保单现金价值比趸缴低,相对来说,退保后投保人要承担较大损失。  其次,消费者可以利用保单的“宽限期”和“等待期”,完成保障的无缝衔接。如果消费者想要换一款产品,而在此期间又不想失去保障,那就可以在新保单的“等待期”内,充分利用原保单的“宽限期”推迟缴费,完成保障的过渡。  新京报记者 潘亦纯 陈鹏。图片来源:中新网两方面领先国际经过29助学贷款逾期3元被公示 银行侵权吗  萍乡农商行公布助学贷款逾期名单;律师表示,在合同中有逾期后公开信息的约定时,此举不构成侵权  近期,江西萍乡农商银行为催收助学贷款,公布了一批大学生名单,包括姓名、学校、逾期金额、住址等信息,其中逾期金额最低的不足10元。网络上对此事的态度分为两派,一种观点认为银行有权追讨欠款,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银行此举涉嫌侵犯学生隐私权。  据悉,大部分学生的逾期金额在几百元到几千元之间,金额最高的一名学生逾期11890.96元。  律师表示,在银行和借款人的合同中有逾期后公开信息的约定时,此举不构成侵权。  银行公布逾期学生名单最低逾期金额3元  8月15日,江西萍乡农商银行在其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称该行有一批安源、湘东大学生助学贷款逾期未还,同时公布了逾期学生名单,并呼吁“如果你看到有认识的朋友在其中,请赶紧提醒他尽快还款!”  根据该行公布的名单,截至2018年12月21日贷款逾期学生共计141人,其中安源区82人,湘东区59人。值得注意的是,该行还公布了学生的姓名、高校、逾期金额、住址信息。名单中大部分是江西本地高校的学生,例如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大学等,也有少部分如广东、湖北、湖南、河北、山东、四川等外地高校的学生。  名单显示,大部分学生的逾期金额在几百元到几千元之间,金额最高的一名学生逾期11890.96元,其余所有人逾期金额均在1万元以下。有16名学生的逾期金额在100元以下,其中最低的一名学生仅逾期3.47元。  在文章中,江西萍乡农商银行强调了不及时还款对学生未来的影响,称从毕业当年的9月1日起不再享受贴息政策,每年12月21日请按时交纳贷款利息,到期及时偿还贷款。该行列举了5种逾期后果,包括违约信息载入个人征信系统、影响个人信贷、违约信息至少保留5年、严重将进入失信人员名单、承担法律责任等。  国家助学贷款是高校学生资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生源地助学贷款,开学前在户籍所在地县级资助中心申请办理;另一种是校园地助学贷款,是大学生入学以后在学校申请办理。从萍乡农商银行的介绍来看,此次催收通知针对的应为生源地助学贷款。  生源地助学贷款主要由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放。2016年1月,江西省教育厅、江西省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江西银监局印发《江西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施办法》,江西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由国家开发银行江西省分行和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现江西农商银行)向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读学生发放。而萍乡农商银行为江西农商银行的成员行。  银行是否侵犯隐私?律师称有合同约定时不侵权  江西萍乡农商银行此举引发了较大争议。社交网络上网友的观点分为两派,一方认为借钱就应该还;另一方认为银行公布学生信息的行为涉嫌侵犯隐私,学生可能是无意中发生了逾期。  网上发起的关于此事的投票,共8.1万人参与,其中5.2万人支持银行,占比约64%;2.4万人不支持银行,占比约30%。有网友表示,“如果提醒了依然不还,这个做法就没太大问题。但如果没有提醒联系过就直接公布的话,就很不妥,至少那个欠三块多的肯定是误伤”  8月18日,江西萍乡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已删除此前催款的文章。  如果借款人变更联系方式但没有通知银行,银行在联系不上借款人的情况下,应该如何处理?一名国有大行客户经理表示,一般会通过法律途径,通过诉讼,对借款人进行追偿,由法院来选择进行被执行人信息公开的措施“不过真遇上老赖也没有办法,催不回来一般就是影响征信,要是有抵押品的话就冻结或者拍卖”  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理事肖飒对新京报记者表示,是否侵权主要还是看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的协议中是否有公开信息这一条款。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发言资料显示,助学贷款逾期管理中确实有借款人承诺被公开信息的内容,所以在合同有约定时不构成侵权。  “这与央行规定的保密原则不冲突,金融机构在客户正常交易中确实负有相关职责,但逾期客户在借贷协议中进行了权利让渡,该事实发生时,公布相关逾期人信息属于合法救济手段”  根据2000年央行公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助学贷款管理办法》,高等学校在读学生申请助学贷款要按规定填写借款合同,承诺离开学校后向贷款人提供工作单位和通讯方式,承诺贷款逾期一年不还,又未提出展期,可由贷款人在就学的高等学校或相关媒体上公布其姓名、身份证号码,予以查询。  另据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教育部、国家税务总局2001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助学贷款业务发展的通知》,各经办银行应以学校为单位,在公开报刊等信息媒体上公布助学贷款违约情况,对不讲信用的借款人姓名、身份证号及违约行为公开曝光。  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规定,开始偿还利息后,如当年12月20日未能及时还款,将被视作贷款逾期。开始偿还本金后,还将对逾期本金计收罚息,罚息利率为当期利率的130%。同时,未按约定还款,连续拖欠超过一年且不主动与县级资助中心联系的同学,按照借款合同约定,国家开发银行及县级资助中心有权在不通知本人的情况下,在新闻媒体和网络等信息渠道上公布姓名、身份证号码、毕业学校及违约行为等信息。  广强律师事务所金融犯罪案件辩护律师曾杰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在本案中,由于央行已经明确规定银行可以公布逾期贷款者的姓名和身份证号,这里萍乡农商银行的做法就是符合规定的,身份证号码已经是很特定的个人信息了,可以识别到特定自然人,与该行公布的姓名、学校、住址信息类似。  不过,如果是普通的银行个人贷款,在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银行则无权公布逾期者的个人信息。根据《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下称《办法》),金融机构应当按照安全、准确、完整、保密的原则,妥善保存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金融机构应采取必要管理措施和技术措施,防止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的缺失、损毁,防止泄露客户身份信息和交易信息。  曾杰表示,《办法》是央行等部门制定的禁止性规定,金融机构必须对客户身份信息进行保密,即使是银行的贷款合同中有逾期公布信息的约定,这种约定也是无效的,这就是禁止性规定不容侵犯原则。  学生:有意违约不多  一名曾经办理过助学贷款的学生对新京报记者表示,大部分未能及时还款的学生,主要是因为对助学贷款相关政策不太了解,“故意不还的我觉得不多”  该学生表示,助学贷款的期限比较长,毕业之后才开始还款,有一些学生换了手机号,没有收到还款信息;还有一些学生只贷了一年或者两年,到毕业还款的时候容易忘记。  国家助学贷款期限为学制加13年,最长不超过20年。贷款标准是本专科生每人每年不超过8000元,研究生不超过12000元。自毕业(或结业)当年9月1日起,学生开始偿还利息,还款日为每年的12月20日(最后一年为9月20日)。毕业后3年为还本宽限期,只需偿还利息,无需偿还本金,第四年开始偿还本金和利息。  国家助学贷款的一大特点是有财政贴息。根据2015年教育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发布的《关于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若干意见》,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公布的同档次基准利率,不上浮。借款学生在读期间的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借款学生毕业后,在还款期内继续攻读学位的,可申请继续贴息。  另外,助学贷款还有针对特定群体的政策,比如应征入伍、到中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基层单位就业,都有国家助学贷款代偿政策。但由于学生和学校相关工作人员对政策文件不了解,可能耽误还款。  一名国防生表示,他在学校上完两年学以后去了部队,回来后不久发现银行卡有欠款,就立即补上了欠款,但多还了三百多块的利息。他曾向学校负责学费补偿贷款代偿的部门咨询,当时工作人员称国防生的助学贷款是由学校还款,“可能他们对这方面的业务也不太了解”  他还表示,他有一位同学以为是学校还款,一直没有还款,到参加工作买车时才发现,贷款已经逾期了三年,不仅需要支付罚息,逾期信息还被记入了央行征信记录,此后的车贷、房贷均受到限制。  有高校招生老师表示,现在助学贷款还款方式较为方便,在支付宝上就可以还款,支付宝中有国家开发银行助学贷款服务号,可录入借款学生身份证号码进行还款。  国开行某分行人士对记者表示,国家助学贷款的回收率一直很高,因为有财政风险补偿金机制,还有教育系统的管理机制。  新京报记者 顾志娟 陈鹏,开场仅仅44秒,孙可利用对手防线失误闪减肥不应为瘦身而是为了健康  玫丽娜  读了8月20日的评论《“催吐吧”里减肥的孩子亟须正确引导》,深有感触。在长年“以瘦为美”的社会审美体系下,不少人为了减肥不惜一切代价。  实际上,“减肥”应该和“健康”挂钩,是否需要减肥应依据个人身体的具体情况来判断。对于未成年人来说,青春期很容易出现发胖的状况,切不可因盲目减肥影响了生长发育。对此,家庭、学校教育还应及时跟上,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审美价值取向,加强健康教育,既要防止青少年为了瘦身走极端,也要避免一些学生因为“吃得太多、运动太少”而成了“小胖墩”    瘦不等于美,如果非要说减肥是为了什么,那也应该为了有一个更加健康、健美的体魄。平日要“管住嘴,迈开腿”,营养均衡和日常锻炼相结合,进行科学减肥,不要迷信诸如“催吐”一类违背自然规律的速成减肥法。总之,一定要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有了好模式,乐队综艺还要在细节上下功夫节目的剪辑把选手局促的瞬间展现了出来。  优酷推出的乐手竞技类节目《一起乐队吧》在8月17日开播。与邀请成熟乐队参加的《乐队的夏天》相比,《一起乐队吧》的模式看起来很像韩国综艺《超级乐队》,将各个位置的乐手进行拆分,并在节目中由汪峰、李荣浩、郭采洁和白举纲几位队长挑选成员重新组队。然而第一期之后,这个节目并没有像《超级乐队》一样迎来口碑,也没有像《乐夏》一样迎来热度,这是为什么呢?  以目前播出的第一期节目而言,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乐手们其实完全不逊于韩国同类型综艺《超级乐队》中的各路高手。安雨、王柯的打击乐竞争在第一时间就奉献出了可以被称为“神仙打架”的演出,而将马头琴和电音结合的伊德尔也是兼具实力和风格。  相比韩国吉他手们以木吉他、指弹为主,中国的吉他手则更多是电吉他乐手,在气氛的调动上可能还更占优势。林朔与苗一凡的Jam(即兴演奏)更是还原了乐队音乐中最令人兴奋的电吉他对战场景,而主唱组相比声线趋同的韩版节目更是具有非常好的丰富度。在对韩国的《超级乐队》进行分析时,笔者就曾指出中国如果出现类似节目,其实在乐手资源方面是毫不逊色的。如今看来也确实如此。  但目前而言,《一起乐队吧》却没出现惊艳的感觉。究其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作为节目核心的乐手水准很不错,但节目本身相较于韩国的制作水准仍然有着不小的差距。无论是音效视听、还是画面剪辑,都为乐手的表演扣了分。这也导致第一期播出至今数据和口碑都难言理想。  首先是声音效果。《一起乐队吧》几乎在每一个组别的比赛中的混音都做得很糟糕。打击乐组相对问题较小,只是在均衡(EQ)上没能强调好打击乐器的魅力,削弱了演奏的颗粒感和立体感。弹唱组别的问题就比较大,尤其是对木吉他音色和人声比例的配比几乎没有做有效的调整,在安伦、泰伦的表演中,两个人都拿着非常昂贵的吉他,但呈现出的琴声却是干涩、尖锐、忽大忽小,对人声形成了干扰。这完全可以通过后期加上压缩、均衡和混响来解决,但最终呈现却令人遗憾。  最可惜的是贝斯手周骏的表演,在击弦(Slap)演奏的部分,由于伴奏音量太大,击弦的跳动感完全没有体现出来,贝斯本身的低频又完全被吞没在伴奏中,令这段表演在传达给观众时变得无效。反观《乐队的夏天》,在传奇音响总监金少刚的操持下,就能够将器乐的感染力最大限度地传达出来。这一点并不仅仅要求高质量的设备,更要求足够的重视和耐心。  然后是画面上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利用镜头和布景的设计去最大化乐手的魅力。中国综艺在镜头的调度上本身就比较弱,而乐手的表演没有语言和剧情,就更加需要镜头调度的辅助,《一起乐队吧》在这一点上表现糟糕。  以女打击乐手王柯的表演为例,她展现出了全面和细腻的技术,但在节目中镜头却常常在她移动、更换乐器时给一个奇怪的中景,拍下她手忙脚乱的样子。而韩国同类型综艺中的打击乐小哥郑率,他切换乐器时镜头会适时地切到导师的表情,这令郑率的表演显得非常流畅。  布景方面,韩国同类型综艺采用了一个较为广阔的空间和以黑色为主要色调的简洁布景配上追光,这让乐手在表演时画面简洁好看,也会让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乐手身上。反观《一起乐队吧》,片场整体太过明亮,背景是鲜艳的红色,那么乐手表演时画面中就会有太多无关因素夺人耳目,令这个表演如同发生在一个嘈杂的低档酒吧,削弱了表演的魅力。  而剪辑的节奏也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一起乐队吧》的剪辑有着中国一些竞演类节目的通病——在演出进行中插入太多喝彩、点评之类的画外音,令演出变得支离破碎。实际上不少乐手的演出是引人入胜的,但观众的情绪往往在刚要投入的时候被毫无必要的音效生生打断。相比之下,领队们,尤其是汪峰和李荣浩在节目中的点评其实还是有些水准的,只是有那么一两次强行上台即兴演奏的效果并不算好。  虽然采用了优质的模式,也找到了过硬的选手,但《一起乐队吧》在其他各个方面的粗糙令它的前景有些不明,不过《乐队的夏天》第一期口碑也并不好。如果《一起乐队吧》能及时纠正既已存在的问题,也难保不会展现出它的后劲。  □优作(乐评人)“1月18日,涉嫌职务侵占罪、潜逃阿尔及利亚的徐某某被劝返;2月27日,涉嫌贪污罪、潜逃17年的杨某被缉捕……”8月13日,贵州召开省委反腐败协调小组2019年第二次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追逃防逃追赃工作“成绩单”  今年1至7月,贵州共追回外逃人员11人,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2015年至今年7月,贵州共从9个国家、地区和全国10余个省(区、市)追回外逃人员50人,追回赃款1.14亿元。  这组数据的背后,是贵州省委和省纪委监委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坚定决心,是充分发挥监察体制改革的制度优势、一体推进追逃防逃追赃工作的铿锵行动。  监察体制改革激发追逃追赃新活力  “被告人张勤耕犯贪污、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十个月”2019年7月19日,罗甸县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张勤耕当场表示认罪服法,不上诉。  至此,一起长达20年的追逃案成功结案。  自1995年开始,张勤耕利用担任罗甸县农业银行城关营业所副主任、会计的职务之便,采取删除储户账户、伪造定期储蓄存单的手段,贪污21万余元、挪用公款8万余元。  1999年10月,一储户存款到期,前往银行支取时发现存款已被人冒取。张勤耕怕事情暴露,于10月25日凌晨出逃。  凡是用到身份证的地方,他不敢去;凡是用到身份证的事物,他不敢触碰……这些年,张勤耕一直在广州周边城乡结合地带躲藏,靠给小作坊卖苦力维持生计。  2018年5月,张勤耕案被移交给罗甸县监委。成立专案组、重新制定网上追逃方案、实施网上通缉、进行人像比对……追逃行动紧锣密鼓。2019年2月9日,机关经过人像比对系统,成功在广州市抓获张勤耕。  张勤耕案的成功突破,得益于监察体制改革带来的新活力。  “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机关承担了职务犯罪追逃追赃的主办责任,纪检监察机关从‘幕后’走到‘台前’,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有效整合了反腐败资源力量”贵州省追逃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为凝聚追逃追赃合力,贵州不断压实责任,在强化、检察、法院等追逃办成员单位追逃追赃工作职责的同时,也明确了各级党组织的主体责任,要求党委加强对追逃追赃工作的领导。  因案施策织密织牢“天网”  “我每天过着担惊受怕、不见天日的日子,连累了家人、愧对组织的教育”6月28日,在庭审现场,贺礼刚泣不成声。  贺礼刚系黔西南州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原副主任,此前先后在兴仁、贞丰、安龙担任副县长。2017年8月,凯里市人民检察院在侦查其他案件时,发现了贺礼刚在担任上述3县副县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企业老板100余万元的事实。随即对其立案侦查,准备拘传时,发现贺礼刚已逃之夭夭。  “我们迅速实施网上追逃,布下一张密实的天罗地网,对其财产等进行监控,一碰必被捕”专案组有关负责人说。  今年1月26日,贺礼刚收到一笔安龙县房屋拆迁补偿款,乔装打扮后遂与前妻罗某前往银行支取。兴义市局桔山派出所等部门接到指令后,迅速赶赴指定银行调取视频监控,锁定了贺礼刚的藏匿落脚点,将其成功抓获归案,涉案赃款予以追缴。  开展追逃追赃工作,摸清底数是基础,贵州省追逃办深入开展了3次全省外逃人员大起底,按照出逃人员、失踪人员、出走人员分类梳理登记外逃案件,每月核实国家工作人员信息,定期调度全省追逃追赃情况,并实时动态更新。  抓实了基础,紧接着是雷霆万钧的缉捕行动。  2016年,一次性从泰国成功追回两名经济犯罪嫌疑人曾某某、余某某,被部列为当年全国“猎狐”行动10大精品案例;2017年,成功侦破两起涉案金额达20余亿元地下钱庄案件……  “每名外逃人员既有共性情况,也有个性差异,唯有因人因案精准施策,方能‘守得云开见月明’”省追逃办有关负责人表示,贵州对重点案件实行挂牌督办,对每个案件分类精准指导。  为确保追在点子上,劝在关键处,贵州紧盯重点对象、重点个案,按照“一人一策、一案一策”的要求,坚决做到对外逃人员必须追回绳之以法。  看住“人、钱、证”,筑牢防逃“堤坝”  “我来自首!”2018年11月19日,遵义市道桥公司原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杨洪走进遵义市纪委监委。杨洪涉嫌私吞国有资产280余万元,于2016年6月出逃。对杨洪的追逃工作曾一度陷入僵局,他的主动投案让工作人员颇感意外。  “没有睡一个好觉,连晒晒太阳都是奢想。我曾想过主动投案,但一直心存侥幸、犹豫观望”两年多东奔西走的逃亡生涯,对杨洪而言,异常煎熬。  “不时看到‘红通人员’被捕的消息,我惶恐不安,在强大的追逃压力下,我开始动摇、挣扎,最终选择回头是岸”交代问题后,杨洪如释重负。  在强力追逃追赃的同时,贵州坚持一体推进追逃防逃追赃工作,不断筑牢防逃堤坝,持续强化震慑。  每突破一个典型个案,各级追逃办都收集和储备追逃过程中的视频影音资料,对有宣传价值的追逃战果,适时开展宣传工作,让归案人员现身说法,警示教育公职人员,实现缉捕一个、震慑一批、规范一方的效果。  “追逃与防逃一体两面,必须坚持‘织网’与‘筑坝’齐头并进,追逃不止、防逃不懈”省追逃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为筑牢防逃“堤坝”,贵州将新增监察对象全部纳入防逃范围,紧盯监督薄弱环节,重点盯住“关键少数”,特别是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的领导干部,前置防逃程序、开展“裸官”治理。  在证照上,守住出境证照“前门”,强化对党员干部证照审批、持有和使用环节的监督管理,重点做好对领导干部因私出国(境)证件的登记备案和及时收回统一管理工作。  在“反洗钱”上,制定《预防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下钱庄转移赃款专项行动方案》,动态开展重点可疑交易线索摸排,切断资金输送“后路”  “关前门”“堵后门”,追逃防逃同向发力,全省构建起“人、钱、证”为一体的防逃体系,断掉企图外逃的腐败分子后路。(本报记者 任廷会)面认识资本市场,也必将为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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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女羽的这批队员,正好赶上中国超白金时代于国际。一是采用电脑交易系统。据了解,当蒂VS蒂亚斯将于北京时间27日0时展开,“火炉”里巡逻,交警“冷”管交通保畅通  持续的高温让武汉再度展现“火炉”威力。武汉长江大桥是万里长江第一桥,8月15日下午,《工人日报》记者跟随武汉市交管局长江大桥交通大队一中队民警,体验烈日下的交警执法。  下午3时整,刚下过一阵暴雨,天气不仅没有凉快,反而更为闷热。站在桥面上,记者感觉脚下的湿气随着高温蒸腾而起,汗水顺着脸庞往下淌,大滴的汗水直接流进眼睛里,模糊了视线。  在长江大桥武昌通往汉口下桥处,交警动用查缉布控系统,在这里设卡盘查。盘查刚开始几分钟,一辆红色无牌电动车疾驰而来,交警孙红彬赶紧将其拦停,示意车上男子下车接受检查。经检查,孙红彬告诉车主张某,他所骑行的是一辆无机动车驾驶证档案编号、无发证机关和无车辆牌号的“三无”电动车,不能上路行驶。  张某以第一次闯大桥为由求情。孙红彬向张某介绍骑行“三无”电动车安全隐患大、且无法购置第三者责任险,一旦出现事故后果严重等情况后,向其开具了交通违法通知单。  “被罚的多是些普通人,高温下在为生计奔波。他们很艰辛,我理解。但我得守住底线。一些处罚看似冷酷无情,实际上是种保护。处罚不是目的。对法律法规心存敬畏,才能远离事故和伤害”说着这话的时候,孙红彬脸上布满汗珠,衣服已被汗水浸湿。  “桥上有一辆小车坏了,武昌往汉阳方向,请及时处置!”刚处理完张某违法行为,孙红彬的对讲机里收到指挥室的指令。  问清楚具体地点后,孙红彬驾车前往武昌方向,进行紧急处置。  故障车坏在武昌通往汉口方向的上桥处,因司机无法点火,车辆抛锚。由于当时桥上车流量很大,故障车已导致桥面出现轻微拥堵。  “这种车不及时处理,很快就会引发桥面交通拥堵”问清楚大概情况后,孙红彬及时调度牵引车前来处置。只过了几分钟,牵引车就出现在故障车前,迅速将故障车固定后驶离现场。  7月28日15时9分,刚从中山大道巡逻一圈回到利济路岗亭的交警吴鸿浩,接到指挥中心的转警:“汉正街地铁站A出口处,有2辆电动车相撞,有人受伤,请立刻前往处置!”吴鸿浩没来得及喝上一口水,骑上摩托车又出门了。  吴鸿浩是硚口区交通大队利济路岗的交警,每天上午7时至10时,他都要在路口指挥交通。中午12时至下午4时,他要骑着摩托车沿着中山大道,从武胜路到民意四路进行巡逻。  尽管中午的太阳最烈,他还是坚持每一个半小时巡逻一圈,一圈下来,衣服基本上透湿,额头上的汗直接滴进眼睛里。他说:“巡逻一圈下来,有时候什么违法都没有碰到,但保持街面上的见警率,能对交通违法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让市民知道交警经常转,不要轻易违法”  和高温一样令交警头疼的还有高温下暴躁的情绪。7月28日上午,两辆小轿车在利济北路和顺道街交叉路口发生擦碰,吴鸿浩接警后赶到现场。原本责任划分很清晰的一场事故,却因为双方司机压不住火气,导致争执不下。  烈日当空,吴鸿浩一边安抚双方的情绪,一边解释交通法规。原本几分钟就可以处理好的事故现场,花了近20分钟才开好定责书和处罚单。  吴鸿浩说,天气炎热,人的情绪容易浮躁,开起车来也比较急。原本自己辖区每天会有两三起事故警情,现在最多时达到七八起,而且处理起来格外磨人。碰到查处交通违法时,违法者的情绪也容易激动,为了避免冲突,吴鸿浩总是不断告诫自己:“平和一点,再平和一点!”  入伏以来,吴鸿浩一天至少要喝下5升水“最后都变成了汗!”他说。 张翀00名中外运动员在中国狩猎民族—鄂伦春族。

排名推广;上开始加推销售。恒大公布战鹿岛鹿角海报。治理民办学校“掐尖”要处理好三大关系  蒋理  教育部三令五申要求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然而一些地方小升初依然通过校外培训机构违规招考。近日,人民日报接到一些地方的中小学生家长反映,有的中学在小学升初中过程中,通过校外培训机构组织考试选拔。学校的“掐尖”式招生,迫使小学生在四五年级就参加各种课外班,校外补课之风盛行。  前不久发布的《中共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明确,要实行公民同招、电脑摇号入学。治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掐尖”招生,有现实必要性,但是,要让治理起到真正减轻学生负担、缓解家长焦虑的作用,必须处理好三大关系。  一是治理“掐尖”和推进义务教育均衡的关系。在治理“掐尖”时,需要分析民办学校为何“掐尖”?这有两方面原因:其一,义务教育不均衡,包括公办学校之间的不均衡,以及公办与民办学校之间的不均衡。其二,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让基础教育“竞技化”“掐尖”生源质量高,教师待遇高,吸引更优质的师资和生源,升学成绩超过所有公办校,这就成就了民办学校的“掐尖”  因此,在治理“掐尖”时,需要切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否则,遏制了民办招生时的“掐尖”,会导致学区房热、学位房热,以及培训热升温。家长会为孩子进更好的公办校购买学区房,购买不了学区房,就近入学的学校教育质量不高,家长就会给孩子报培训班。也就是说,治理“掐尖”,限制招生是“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才是“根”和“里”  二是治理“掐尖”与满足受教育者差异化选择权的关系。在发达国家,发展义务教育的战略是公立(学校)不择校,择校到私立(学校)。私立学校满足的是受教育者的差异化选择,因为不管公立学校如何自主办学、多元办学,都无法做到满足每个学生的个性需求,私立学校就为受教育者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我国发展义务教育,也是采取这一战略,但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的民办学校招生带动了更激烈的升学竞争。这看似是民办学校的问题,但却是教育生态的问题,而治理民办学校“掐尖”,是把破坏教育生态的责任推给了民办学校,而这一治理就会带来一个根本问题,受教育者的差异化选择权如何满足?  治理基础教育生态,关键在于依法治教和改革教育评价体系。依法治教,是要求对公办学校、民办学校以及校外培训机构进行系统化治理,而改革教育评价体系,才能引导学校进行多元办学,公办和民办各具特色。  三是治理“掐尖”与公办民办学校协调发展的关系。当前有一种说法是,随着各级各类教育都进入普及化阶段,民办教育已经完成了使命,舆论场出现了各种说法,如民办幼儿园退出历史舞台,义务教育阶段应该完全公办等等,这是极不理性的。我国只是实现了教育的基本普及,而远没实现高水平高质量的普及,发展我国教育、实现我国教育现代化,必须长期坚持公民办并举。另外,民办学校在促进学校竞争、给学生差异化选择方面是不可或缺的,离开了民办学校的发展,我国很难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的目标。  治理民办学校“掐尖”,绝对不能变为“打压”民办学校。民办学校也是我国整体教育的一部分,需要通过规范民办学校招生、办学,促进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协调发展,而不是“此消彼长”在治理民办学校“掐尖”时,必须尊重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维护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合法权利,这也是构建良好教育生态的重要部分。给人工智能当老师:拉框、拍摄、识万物  昔日流水线上的工人,成为了教“人工智能”认识苹果、桌子、椅子的第一位老师8月7日下午,刘研娜正在给不同种类的汽车拉框。河南郏县千机数据的办公室,如同一个大网吧。  人像采集现场。A12-A13版摄影/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  芒种刚过,河南郏县东郊,望不到边的农田里,农民们弯腰割起了小麦。不远处机械厂、汽车修理厂,机器声此起彼伏。但再往西的建材广场却人来人往,这些天,广场三楼,来了500个长了眼袋的人。  这500个人中,有刚从玉米地里匆匆赶过来的农民,连草帽也没来得及摘下。有机关大楼下了班的公务员,也有服装店里请了假的导购员。年轻小姑娘们聚在一起,谈论着护肤和美妆。角落里,大腹便便的中年大叔点了根烟,低头玩起手机。  他们被轮流带进了临时搭的摄影棚里——一个光线昏暗、不到30平米的小房间,墙壁不久前刚被刷得雪白,里面摆着椅子、三脚架和灯光器材。  有人指引他们坐在椅子上,面朝一部被固定在黑色三脚架上的手机,手机和眼袋者之间的距离是25厘米,不能多,也不能少。每次开拍前,一名皮肤黝黑,身材微胖,长着老实憨厚方脸的员工都会掏出卷尺,仔细再量一遍。  方脸员工叫张凯。量完距离后,他需要用5部像素不同的手机拍摄这些有眼袋的人。  在白光、黄光、暗光等不同光线下,张凯拍了四轮,加起来总共100张。一般情况下,他3分钟就能拍完,不会超过5分钟。  这项工作名为“数据采集”,眼袋者能得到一个价值一二十元的塑料大桶作为奖品。采集而来的照片、语音等数据,将会提供给人工智能企业,用于机器的训练和学习。  刚接下任务时,领导告诉张凯,这次被拍下的500双眼袋,会用来给一款手机软件做测试,以便优化软件的美颜功能。但具体怎么测试、怎么优化,领导没说,张凯也没问。  拉对一个框能赚4分钱  去年夏天,张凯有了孩子,他辞掉了原本在石子厂维护器械的工作,回家照顾妻儿。一两个月后,张凯得重新工作养家,一家名为“千机数据”的公司正好在招人,“轻松、离家近、工资高”  公司在县城东边一个建材广场的三层,从张凯的老家长桥镇开车过来,只用20分钟。他推开公司门的那一刻,空调的凉风灌进身体,面前的场景让他有些震惊:几百名员工坐在棕色的沙发上,埋在电脑屏幕前,不停地拖动鼠标,敲击键盘,“像个大网吧”  人力主管向他介绍说,公司主要做数据标注,简单来说就是给图片上的物体拉框框,只要会用电脑就能干。工资保底2000块,多劳多得。  张凯从没听说过“数据标注”,也不懂为什么拉框。但公司环境好,不像以前一样风吹日晒,当即决定留下来。  他被安排在一个有电脑的工位上。领导传来几百张厨房、餐厅的图片。张凯需要做的是:把图片上的碗、碟、杯子、筷子等餐具都框出来,然后选好属性、分好类。拉对一个框能赚4分钱。  张凯觉得很新奇——把这些锅碗瓢盆框出来能干吗?但初来乍到,他没好意思多打听。  第一天上班,张凯费劲拉了几百个框。他不熟悉规则,比如,三个堆在一起的碗,是应该一起拉一个框,还是分开拉三个框?  一周后,他已经熟练到每天能拉几千个框,挣100多块钱。时间久了,张凯看什么都带框,看到家里厨房的锅碗瓢盆,他第一反应是,框框应该从哪个角度拉?拉多大比较合适?  才来三个月,张凯就开始挑战难度更高的3D全景图。图片都是立体的,有多个平面,分布着各种车辆,有卡车、小汽车、大巴车等,张凯要把车辆都框出来,再分门别类。  这项工作要有良好的空间感才能完成。玩“穿越火线”(一款射击类游戏)的经验帮上了张凯,那款游戏的场景也是立体的,常常需要切换视角来观察敌人。张凯没费多少力气就上手了。  工作了大半年,张凯就已经是公司最优秀的员工之一,但他依旧没问过,拉这些框是为了什么?“我的原则是,我赚我的钱就行,其他的不用管那么多”  拍摄有眼袋的人  “数据标注”的工作干了一年,张凯开始接手新任务“数据采集”  采集而来的数据,将会被打包上传给人工智能企业,企业再把这些数据分配其他公司进行“数据标注”,最后再传回去,成为计算机的学习资料。这些资料能教计算机分辨车辆、厨具等不同的物体,让它们像人一样,去认识大千世界。  张凯的第一项采集任务就是拍摄有眼袋的人。公司给出的要求,卧蚕和黑眼圈都不行,年龄必须在18岁到40岁之间。  找人从公司内部开始。500多名员工,只要领导在公司里吆喝一声,满足条件的就自觉过去排队。  员工拍完以后,再发动他们拉着自己有眼袋的亲朋好友来拍摄。除此之外,公司还联系了各个村子有威望、人缘好的人,给他们中介费,让他们来帮忙找。  一开始,张凯完全分不清眼袋、卧蚕和黑眼圈。在他看来,它们都是堆在下眼睑的皮肤组织,只有喜欢熬夜或者上了年纪的人才会有。  为了这次拍摄任务,张凯仔细研究了很多张照片,终于搞明白这三者的区别:眼袋呈倒三角形,浮肿而松弛;卧蚕是椭圆形的,比眼袋小很多,笑的时候才明显;黑眼圈则是乌黑色的、平坦的,不会像眼袋和卧蚕一样凸出来。  但有眼袋的人太少,一天最多只能拍十几个。公司决定把条件放宽,有卧蚕的人也可以参与拍摄,这样一来,一天能拍到100多人。  拍摄前,张凯少不了回答被拍摄者的质疑。有人问,“照片上有我们的正脸,你们会不会拿来做违法的事?要是把它们用来刷脸支付怎么办?”  张凯给出解释:“大街上那么多摄像头,如果拍几张照片就能用来刷脸支付的话,走在路上是不是也不安全?”  “我们公司是正规的,在郏县开了两年了,几百号人,跟我们合作的都是大企业,你就放心吧”  参与过拍摄的人将会成为公司的人脉。去年夏天,公司接了一个大项目,一次性采集了两万多人的影像。  张凯的同事苏乐丹参与了这个“两万多人的大项目”项目在一间废弃的二层工厂进行,以三十人或五十人为一组,排好队,依次戴上墨镜、口罩或帽子,在一楼、二楼或室外转几圈,转完圈就可以获赠一口印有“千机数据”的铁锅。  摄像头固定在厂房的不同角落,苏乐丹的任务是,拿一个大喇叭,维持转圈圈的秩序,让他们控制恰当的间距。  这个项目小孩老人都能参加,苏乐丹叫婆婆也来,婆婆不明白为什么要转圈。苏乐丹解释,是用于摄像头的对焦测试,检测在不同场景、不同装扮下,摄像头能否识别出同一个人。  但婆婆不能理解。苏乐丹拉着婆婆到村口,指着监控说,“就是测试这个能不能精确地拍到犯罪分子”,婆婆乐意了。  让AI认识苹果  创办千机数据之前,公司的CEO刘洋锋也很少听说“人工智能”这个词,他是公司学历最高的人之一,今年32岁。在他小时候,电脑还是个稀罕物,他看郑少秋演的《大时代》,没被纵横捭阖的证券市场吸引,只觉得每天坐在电脑面前敲键盘很酷。上中专时,他开始学计算机,次次专业课考试都是第一名。  但进入社会后,刘洋锋的工作几乎都碰不着计算机的边。他在重庆、云南和广东都待过,开过挖掘机、卖过饮料和化肥。他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南美洲,在智利卖产自深圳华强北的山寨手机。  但他说,干计算机的梦想从没有被磨灭。有时,晚上做梦也会梦见计算机。  从智利回国后,刘洋锋和两个发小凑到一起,准备创业。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在网上看到一个转让的“数据标注”的单子,这是刘洋锋第一次听说“数据标注”这个词。  刘洋锋先是试用了一下软件,在照片上框出了一个在马路上的行人,操作很容易。可他不明白“数据标注”是干什么的,网上搜不出多少信息,大部分他都理解不了,直到在一个网页看到这段话:  “要理解数据标注,得先理解AI其实是部分替代人的认知功能。我们学习认识苹果,需要有人拿着一个苹果告诉你,这是一个苹果。类比机器学习,我们要教他认识一个苹果,给它一张苹果的图片,它是完全不知道的。我们得先有苹果的图片,上面标注着‘苹果’两个字,然后机器通过学习了大量图片的特征来认识苹果”  刘洋锋懂了。他把“苹果”的例子讲给发小听,他们都觉得“这事儿能成”  从上世纪50年代,美国科学家第一次提出了“人工智能”的概念后,经过60年的技术更迭,人工智能已逐渐渗透进人类的生活。  手机听懂了人类的语言,车辆学会了选择最优路线,能绕过桌子腿、捕捉每一粒灰尘的扫地机器人走进了千家万户。而广为人知的人脸识别技术,不仅帮警方在张学友演唱会上先后抓到了多名逃犯,也在今年6月,帮四名走失10年的孩子找到了家。  刘洋锋并不了解人工智能相关的技术,但从新闻上感觉到人工智能会是未来科技发展的新趋势。  他们仨一起凑了10万块钱,在县城租下了一间30平  (上接) 方米的单间,从郑州拉回了20台价值1000多块的二手电脑。然后通过微信群和朋友圈招了十几个员工。  乘着“人工智能”的东风,刘洋锋的单子越来越多,短短几月,公司租下了一整层3000平方米,可以容纳数百名员工。除郏县外,还在郑州、许昌、平顶山等地也开设了分公司。  他不再“来者不拒”,有公司联系他谈采集项目,内容是让采集员拍摄地上的废纸、果核、头发丝儿,包括猫屎,用来训练扫地机器人的视觉。刘洋锋拒绝了,“不能天天让员工趴地上拍猫屎,太奇怪了”  流水线上的老师  千机数据现在共有500多名员工,大多都和张凯一样,本地人,年轻,只有初中或高中学历,对电脑、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没有太多认知。  刘洋锋招人最重要的标准要能“坐得住”前不久,有个年轻男生来应聘,说自己工作了两年,在郑州和苏州都待过。刘洋锋直接拒绝了他,“两年就能跑两个城市,说明非常不稳定”  在员工中,女性占大多数,她们大多已经结婚生子。  去年5月,刘研娜在朋友圈看到千机数据招聘电脑操作员的消息,要求很简单,“18岁到38岁,男女不限,简单懂电脑,有上进心,细心耐心”,“工资3000到8000,上不封顶,多劳多得”  刘研娜的第一反应是“骗人的”、“搞传销的”在这座河南中部的小县城,像她这样只有中学学历的年轻女孩,能找到的工作基本只有超市营业员、商店导购或是饭店服务员,月薪不会超过2000块。直到来公司转了一圈后,刘研娜才放下顾虑,成为“网吧”的一员。  刚来的时候,出于好奇,刘研娜向身边的同事打听,拉框是为什么?没人答得上来。大多数人都只是低头做事,不关心这些。直到有一次,领导在开会时偶然提到,这些数据主要“为人工智能服务”,她才似懂非懂。  8月8日上午,公司门口,张凯拿着一部手机,正在测试一项新的采集任务。在背光、偏亮和正常三种光线下,被采集者分别作出了高兴、厌恶等表情。作到“惊讶”时,张凯提醒他,“眼睛瞪大点”、“嘴巴再张开一点”  上个月,张凯升任了主管,以前六点半就能准时下班,现在晚上十点回家成了常态。  到千机数据工作后,张凯成为了全家离高科技最近的人。  他的母亲在东莞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父亲在深圳做装修、铺地板砖。弟弟今年19岁,高中还没上完,就一个人去新疆卖手机配件了。妻子原来在郏县的一家超市当导购,去年生完孩子后,在家当家庭主妇。  刚找到工作时,家人和朋友都会问他,这份工作是干什么的?他的答案是:标注是坐在电脑前拉框,采集是天天给别人拍照。其他的,张凯不会多说,家人也不会追问。  张凯在长桥镇的一座小村庄长大,家家户户都种玉米、小麦和花生,那个年代,很少有人知道“电脑”是什么。等上了中学,同龄人都喜欢泡在网吧玩《梦幻西游》,他不喜欢那款游戏,因为游戏“靠运气、要砸钱”他只好一个人在院子里摔“纸面包”、蹦弹珠。  张凯念完初中后,跟妈妈一起去了东莞,后来又到了深圳、泉州,他干过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对讲机组装。四年的时间里,张凯用手指把无数块铁制的电池片压进了对讲机盒子里,这些电池片和喇叭、天线、主机板一起,组成了成千上万个对讲机,销往世界各地。  苏乐丹和张凯有过相似的经历。2005年,她跟表姐一起去了广东,在电子厂做过品鉴、在宝石厂穿过珠子,每天从早上七点半工作到晚上七点半,一个月休息两天,月薪800多块钱。  对张凯、苏乐丹和千机数据的其他普通员工来说,他们现在采集、标注的数据,和穿过的珠子、压过的电池片没有什么不同,都是流水线上的一个部件。  唯一的不同是,他们知道珠子怎么穿成手串和项链、电池片怎么和其他部件组成对讲机,但不知道数据要如何“喂”给机器、机器要如何学习。  张凯到了千机数据之后才第一次听说“人工智能”这个词,即便已经升任主管,他对工作的认识也只停留在“为人工智能提供前期数据”  在通往公司的楼梯间,贴着几张巨幅海报,海报上都是机器人和电脑,看起来科技感十足。刘洋锋把“人工智能如何认识苹果”的那段话也印在了上面,张凯一次也没认真读过。  “万物皆可AI”  昔日流水线上的工人,成为了教“人工智能”认识苹果、桌子、椅子的第一位老师,把认知事物的经验浓缩进一张张图片中以后,他们对人工智能也开始有了更敏锐的感知。  今年6月,张凯第一次坐上了高铁。他兴奋地发了朋友圈,配了一张高铁时速304km的图片,说:“这玩意最快能跑多少?”  进高铁站时,张凯拿着身份证和高铁票,经过一道需要人脸识别的闸机,摄像头对着他的脸扫描了几秒钟后,显示“请通过”他突然想到,以前做标注时做过人脸标点,会不会应用在了这上面?  两年前,张凯花8万块买了一辆小轿车,出行时,常常用到车载语音系统。现在,他明白了语音系统之所以能顺利运作,是建立在大量的语音采集、标注基础上的。  刷到跟人工智能相关的新闻时,张凯也会打开看。他对一个“5G时代高科技抓逃犯”的视频印象深刻,视频里,地铁站的监控能捕捉到每一个行人的面部信息,精准地识别出犯罪嫌疑人的样貌。  偶尔,张凯也有担忧和恐惧。前几天,他看到有品牌出了一款能自动系鞋带的运动鞋,他无法理解,连系鞋带这样简单的事都要靠机器来做,那人该干什么?  “科技如果发展得太快,会淘汰掉很多东西”,张凯最担心的是,机器会取代掉那些流水线上的工人,他们都会失业。  2017年,李开复曾公开表示,“一项本来由人从事的工作,如果可以在5秒钟以内能对工作中需要思考和决策的问题作出相应的决定,那么,这项工作就有非常大的可能被人工智能全部或部分取代”  他预测,翻译、销售、司机、家政等工作,未来10年将有约90%被人工智能全部或部分取代“但是,还有很多人所特有的、综合素质的技能是无法被取代的。此外,因为人与机器产生了新的协作方式,还会出现新的工作类型”  同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人工智能计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要成为人工智能创新核心。工信部教育考试中心副主任周明曾向媒体透露,中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人。  张凯觉得,像他们这样做数据采集和标注的工人,很难被替代“毕竟机器还要通过我们来学习,想象一下,如果机器会自己学习,那就说明它们已经无法把控了,这很可怕”  刘洋锋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前几天,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他把人工智能产业比作了一个人,“算法工程师他们负责的是大脑,而我们负责的是四肢”,二者都不可或缺。他们公司采集、标注好的数据,要经过一套特定的算法加工,才能喂给机器,算法是人工智能中最核心的部分。  刘洋锋也担忧,毕竟“承接的都是重复性的工作”他想,随着技术的发展,原本需要一万张照片数据才能完成的学习,或许只需要五张照片就能完成,届时,他们的工作量将会面临大幅减少的情况。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刘洋锋开始把业务向高端化、专业化转移。去年,他承接了一项医疗数据项目,需要对病例进行分析,公司的员工都做不来,他在网上找了几十个医学研究生来做兼职。  刘洋锋担心被淘汰,他加了很多人工智能相关的学术交流群。来自清华、北大等知名高校的教授和研究生们,常常会在里面更新研究进展,或是转发研究论文。  刘洋锋每条消息都会点开看,再转到朋友圈。群里发的很多论文都是英文,刘洋锋看不懂,就用电脑自带的翻译软件一句一句地翻。有些文章的专业性太强,刘洋锋就只看摘要和那些跟数据处理相关的部分。  效果很明显,“以前都是工程师们说什么就是什么,现在我至少可以从专业的角度,来和他们探讨一些东西,比如数据采集、标注的具体要求等等”  但碰上算法的问题,刘洋锋就没辙了。一次,员工们忙活了一个星期,做完了一个人脸标点项目,每张脸上标84个点,一共一万张图。对接的部门打包验收完以后,算法工程师却说,有几个点的位置与算法的要求不符,需要调整,必须打回来重做。刘洋锋只好带着员工们多干了一周,并多发了一份工资。  在刘洋锋过去的人生中,人工智能神秘、新奇且遥不可及。短短两年,他发现,“万物皆可AI”比如,手机里的视频软件,录制时的美颜功能要靠人工智能,加特效要靠人工智能,给用户推送的内容也要靠人工智能。  和张凯不同,刘洋锋期待那个充满人工智能的未来。创业这两年,公司接了很多无人驾驶的项目,框出了数不清的路标、红绿灯和斑马线。刘洋锋看着这些图片,常常幻想,有朝一日能买一辆无人驾驶汽车,坐进车里,动动嘴,把目的地告诉系统,然后倒头大睡,车子便把自己送到目的地。  “那一天一定不会太远”  新京报记者 周小琪 实习生 梁文雪境优越,动植物区系起源古老,珍稀动植物丰老挝车祸多人遇难,海外游如何防风险?  ■ 观察家  部分国内外旅游公司对风险的忽视,既有主观上的侥幸心理,也有客观上对成本的把控。但在游客人身安全面前,风险防控机制容不得打折。  8月19日下午,一辆载有40多名中国游客的旅游大巴,在从老挝首都万象驶往北部城市琅勃拉邦途中发生严重车祸。经核实,车上共有44名中国公民,已确认13人遇难,2人失踪,29人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  身在异国遭遇这么严重的车祸,让人惋惜。古语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如今随着高铁跟高速公路的贯通,国内许多偏远山区交通得到了极大改善。相比而言,东南亚有些地区交通设施则明显滞后。新闻中提到的万象至琅勃拉邦,就是山路险要、蜿蜒曲折还狭窄,网上不少去过的网友也表示曾遭遇惊险情形、心有余悸。  另据新京报报道,有当地导游介绍,老挝旅游大巴车车况不好,好多都是欧美国家的二手车。再加上路况不好,安全隐患会非常明显。  现在有消息称,车祸疑似是因为刹车失灵所致,尽管这还有待调查结果的印证,但这也确实与“当地旅游大巴车车况不好”的说法形成呼应。那么在此不妨问一句:相关方面在大巴上路之前,是否做过有效的安全核查?  如果不纠结于个案,那么这次严重的车祸也是在提醒各方,有必要对海外游的安全风险提起高度重视——2018年,中国出境旅游规模达到1.49亿人次。随着中国游客大规模体验出境旅游,所面临的旅游安全风险种类越来越多,风险敞口也越来越难控。  在巨量游客规模压力下,游客缺乏出境经验或者目的地缺乏足够接待能力,都会将旅游安全风险显著放大。此次老挝车祸事件,更像是两种原因的叠加。  在这个过程中,安全盲点很多。  游客一方,由于缺乏常识和背景信息,许多时候身处险境而不觉。即便有所察觉,在跟团的环境下,也只能“客随主便”自从去年普吉岛严重事故发生后,游客和企业对涉水旅游项目的安全问题有所警觉,但对山区的旅游安全还是重视不足。  而部分国内外旅游公司对风险的忽视,既有主观上的侥幸心理,也有客观上对成本的把控。在资源采购、保险配置、过程管理和危机处置方面重收入利润、轻安全保障的情况不在少数。  此外,海外旅行一个重要短板是主体责任没有得到普遍确认。对于相关管理部门,由于出境目的地众多,境内外法律和管理规定各异。虽然有ADS协议、安全警告、信息公布和领事保护等应对出境旅游安全风险,但依然有捉襟见肘的窘迫感。  这就要求游客、旅游公司、监管方都要时刻拉紧安全的弦。游客要提前做好风险预估,量力而行;旅游公司则必须增加安全投入,以最高的安全标准贯穿路线、车辆、司机、活动等各个环节,对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因素进行识别、分析、评估、应对。这其中,如果是游客在国内旅行社购买了国外的旅游产品,那么,不管具体的产品提供者是谁,国内旅游公司可能都有责任确保游客在境外的人身安全,这就需要双方有效的联通与协作;而对于监管方来说,要掌控关键环节、提供关键帮助,并能够持续风险监测,及时预警、有效应对。  有时候,意外纵然难以避免,但各方应努力将意外发生的概率降至最低,尽力保障出境游客的人身安全。  □杨劲松(中国旅游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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